我们为何不申诉 选稿:项凌  来源:东方网   作者:万润龙   　 2004年8月26日 9:20 　　　　 　　雅典奥运，每天都有金牌，每天都有故事，每天都有兴奋，每天都有烦恼。 　　要说烦恼，并非是该得的奖牌没有得到手，因为赛场本来就如战场，鹿死谁手并非天定，偶尔失手也怪不了谁。 　　我说的烦恼是裁判不公，而烦恼之后的烦恼则是：面对不公，我们的体育官员的温良恭俭让。 　　自奥运会开赛以来，我们的国手奋力拼搏，每天都有中国的国歌在雅典的上空奏响。而本是奥运圣地的雅典，却未能确保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精神，使一些判术不佳者或心术不正者混迹于裁判队伍之中。 　　于是，便有了接二连三的错判和误判。其中，在受伤害最多的国家中就有中国。当然，中国并非是受到裁判伤害的唯一国家，俄罗斯的名将涅莫夫、霍尔金娜、韩国选手梁泰荣，等等，也在本次奥运赛场上受到了裁判的伤害。 　　按照常理，既然因为裁判不公而使我们的国家利益和运动员利益受到了侵害，我们就应该向奥运会的仲裁机构提出申诉，甚至向国际仲裁法庭提请仲裁，自从1996年成立体育仲裁法院以来，国际赛事的许多法律纠纷案就是通过该院得以公平解决。 　　遗憾的是，我们的体育官员却大多温良恭俭让，面对裁判不公而造成的侵害后果忍声吞气，不言申诉二字。 　　就在中日足球赛日本队的那第二个进球被裁判判为有效之后，中国足协副主席杨一民随即表态：中国足协不会上诉，毕竟比赛已经结束，足球比赛本来就是遗憾的比赛。我的责任只是管好自己的球员。谭雪因裁判的误判而与金牌擦肩而过，中国击剑队副领队赵春生也随即无奈地表示：我们不会上诉，毕竟结果无法改变。中国男子花剑队被裁判的错判、误判判掉了金牌，团部领导当晚连夜开会，决定对裁判不公的问题不提出上诉。团部认为，业界自有公论，中国代表团即使提出上诉，但结果已不能改变，上诉没有任何意义。 　　与中国的体育官员相反，其他受到裁判伤害的国家，则完全不是温良恭俭让，而是通过申诉来维护自身的荣誉。 　　在国际赛事中，面对裁判的不公，提出上诉是最理性的选择。这次韩国为梁泰荣提出上诉，美国队的金牌自然不可能被收回，但韩国人却增加了分享金牌的可能性。因为分享金牌在历史上有先例：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，花样滑冰的裁判丑闻最终使得俄罗斯和加拿大分享金牌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，花样游泳有裁判笔误打错分数，金牌归美国选手，但国际泳联在一年后的上诉裁决中决定给加拿大补发一块金牌。 　　在笔者看来，面对裁判的不公而提出上诉，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体育官员所说的“毫无意义”。上诉至少能将不公正的裁判送上被告席，将他们置于法律法规的评判台。２年前，在盐湖城花样滑冰双人滑决赛上，加拿大的选手表现完美，却败给了俄罗斯选手。加拿大领队随即向裁判委员会提出申诉。组委会最终决定给加拿大选手补发一块金牌，俄罗斯人的金牌则不收回。在裁判委员会会议上，良心发现的法国女裁判勒古涅嚎啕大哭，承认自己是“刻意”的行为。而这一事件也引发了花样滑冰裁判制度的改革：裁判数量从９名增加到１４名，最终成绩则由电脑随即抽取７名裁判的打分来裁定。 　　上诉和申诉的另一意义在于，裁判的权威不再是至高无上，只要敢于用正当的程序来进行申诉，法律就会对不公的裁判作出评判和处罚，并对运动员的荣誉进行补偿。这种申诉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捍卫。 　　当然，面对裁判的不公，需要有确凿的证据，法律工作者的到场就日趋重要。在本届奥运会上，欧美各国均有强大的法律工作者队伍随军出征雅典，而我国奥运兵团中却未见律师身影。这或许也是体育官员上诉底气不足的原因。面对国际赛事中金钱因素的作用，我们必须随时捍卫自身的权利，律师随行应该不是一种浪费。